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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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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在日治時期（1895-1945）台灣美術運動史中的贊助者角色與貢獻
作者：林振莖
發表出處：第八十四期《臺灣美術》（國立台灣美術館發行；季刊）
作者Blog： http://blog.yam.com/linq/
本文網路版出處： http://blog.yam.com/linq/article/37658915
本文蒙 作者同意在本站全文轉載
一、前言
謝里法先生在七○年代所寫的《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書中的主角人物是以藝術家為主，撰述他們成功的經歷。但是這些藝術家成功的背後，必須有許多人的支持與贊助，才能夠讓美術運動有所進展。不過，這部份卻是美術史撰寫者甚少提到的部份。
日治時期的畫家，除了少數家庭富裕的子弟，如陳進、陳清汾、劉啟祥、李梅樹等人，不太需要為五斗米折腰之外；大多數的畫家都屬家境小康，甚至清寒者居多，像廖繼春、顏水龍、李石樵、郭雪湖等人；也有是家道中落而陷入經濟困境的，如陳植棋、郭柏川等等。因此，畫家在成長過程中，背後經濟的贊助者就相當重要了，他們透過組織後援會或到展覽買畫的方式支持畫家，可以說，沒有他們在背後實質的幫忙，許多運動史中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可能就無法達到今日的成就，進一步可以這麼說，台灣美術運動史的發展，與這些藝術贊助者的付出息息相關。
過去常被提及的藝術贊助者，較為人知的有台中的楊肇嘉、樹林的黃逢時、嘉義的張李德和，以及台北山水亭台菜館的王井泉和波麗露西餐廳的老闆廖水來等等。而在上述的贊助者中，林獻堂是較少被提及但卻是非常重要的贊助者，過去被人所忽略。謝里法曾在2007年於國美館的演講中對林獻堂在藝術方面的贊助事情有初步的探討，但是並沒有提出詳盡、有系統的資料來做更深入的研究， 隨著林獻堂私人日記的陸續出版， 從他的日記記載，正好可以補足這方面的缺憾，得以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在這方面的作為與貢獻，也是本文寫作的重點，希望透過《灌園先生日記》中的內容，深入的了解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史中所扮演的贊助者角色與其貢獻。
一、 藝術家背後有力的支持者
林獻堂所代表的霧峰林家在日治時期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其經濟雄厚自不待言。且在政治上影響力也很大，有「台灣議會之父」的美名，成為當時民族運動者心目中的大家長，受到各界的敬重。在外界的認知中，他是名門望族之後、是地主階級、是企業家、是詩人、是文化協會的總理、是《台灣民報》的董事長、台灣民眾黨的顧問、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顧問……，但卻甚少人提及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藝術贊助者。翻開日記，才讓人驚覺原來他與日治時期畫家的關係如此密切，無論是傳統書畫家，如蔡旨禪、楊草仙、趙藺、李學樵、曹秋圃等人；還是日本畫家，如小柳創生、藤田嗣治、小磯良平、鮫島台器、立石鐵臣也有交往；台籍畫家方面，東洋畫家則有呂鐵州、呂汝壽、郭雪湖、陳永森等人，而在西洋畫家方面，為數眾多，如陳澄波、陳植棋、郭柏川、張秋海、楊三郎、陳清汾、顏水龍、李石樵、林克恭、陳夏雨、蒲添生等人。
林獻堂招待過的藝術家非常地多，而贊助最力者有蔡旨禪、顏水龍及李石樵。其成就足與楊肇嘉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茲就其作為分述如下：
（1）買畫。購買畫作是對畫家最有力、最實際的幫助與支持，是讓他們可以持續創作的動力之一。陳植棋曾在寫給他摯愛妻子的家書中便提到：
我如此純情的生活，卻飽受金錢的壓力，實在慘。愈來愈覺得必需走上職業畫家的路，我想過純粹藝術的生活，但為金錢所苦。今年冬天回去，賺錢的可能性會增加。因為台中要舉辦個展。
畫家要能把藝術當職業，過純粹藝術的生活，在當時，就需要有贊助者買畫，而林獻堂就扮演這樣的角色，陳植棋書信中所提到在台中行啟紀念館舉辦的個展他就買了一幅， 給予窮困的陳植棋有力的支持。
除此之外，林獻堂還購買過吳茂仁、楊三郎、顏水龍、呂汝壽、郭雪湖、李石樵、李梅樹等人的作品，對當時尚年輕的畫家來說，絕對是支持他們能夠繼續走下去的重要力量。過去楊三郎因第5屆台展落選，深受打擊，因而決心赴歐取經，行前就曾辦展覽賣畫賺取旅費。 而同樣的，顏水龍當年為了籌募去巴黎的旅費，在台中、台南等地舉行畫展，也是因為得到不少富商及定居於台灣的日本人的寄付， 最後總算募得三千円，才得以克難的方式，為節省旅費搭火車走陸路，穿過西伯利亞到達法國。
當年，同是五大家族之一的辜顯榮也曾寄付一百円，顏水龍自法返台後，以一幅《百合花》作品致謝。 林獻堂當年會買下這些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畫家的作品，必然了解當時從事畫家的經濟狀況大多拮据，以提拔照顧、愛才的心情，透過買畫的方式加以資助。
（2）金錢捐助。辦過展覽的人一定都明白，展覽辦得成功與否，資金絕對是重要的關鍵之一。過去並沒有贊助商、贊助單位這樣的機制或稱謂，林獻堂在當時便時常扮演這樣的角色，以捐助金錢的方式贊助藝術家個人或團體。他所贊助過的人包括：顏水龍、郭雪湖、吳天華、王白淵等人，也曾多次資助過台陽美協的展覽，這對於一群年紀尚輕，卻時常空有理想但身無分文的藝術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幫忙。
像王白淵，當年在東京頗為窮困，曾透過友人請求協助，林獻堂在並不認識他的情況之下，仍然給與十円的捐助。 而顏水龍在東京時，也曾接受過林獻堂至少超過百円以上的援助。 當年郭雪湖籌募廣東行的旅費，林獻堂也資助過他五十円。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可以知道林獻堂在這方面的貢獻卓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目前歷史最悠久的民間繪畫團體台陽美協，林獻堂在當年便慷慨的給予金錢上的協助，分別於第3回、第5回、第7回捐助過五十到七十円不等的金額 ，若以當時一位小學老師的月薪大約四十円左右 來看，可說是一筆不小的贊助，對協會的運作與其發展絕對有所幫助。
此外，顏水龍1940年回台定居之後，決心發展台灣工藝美術，相繼成立「南亞工藝社」、「東亞巧藝社」、「台南州藺草產品產銷組合」、「細竹產銷合作社」，也曾得到林獻堂大力的金錢支持，他曾以長子攀龍的名義入股「東亞巧藝社」 ，又以同樣的方式入股顏水龍成立的「細竹產銷合作社」 ，適時給予當時正起步的工藝美術帶來陽光與水分。
（3）出席展覽會。林獻堂除了出錢之外，還積極出席藝術展覽會，給畫家精神上最有力的支持。他對於藝術家的展覽邀約，幾乎來者不拒，大多會抽空前往參觀，如：陳植棋、楊三郎、顏水龍、李石樵、郭雪湖的個展，還有美術團體的展覽會，如：赤島社的展覽會、台灣美術展覽會，以及台陽美術展覽會等等，除了到場給予藝術家肯定之外，也藉此購買畫家的作品。
顏水龍於1933年學成回台後，在台中圖書館舉辦留歐作品展覽會，據顏水龍的回憶：「……在台中展出時，林獻堂一家人都光臨捧場。」 這對於剛從法國回來，極力想一展抱負的顏水龍來說，肯定是極大的鼓勵，才會印象如此深刻，並留下一幀合拍於展場的照片。當時林獻堂的妻子楊水心女士也以二百五十円的價格買了顏水龍留歐時期所畫的風景畫作品，分別是曾入選法國秋季沙龍展的《モンスリ公園》（蒙特梭利公園），以及《ポンヌフ》（盧森堡公園）之作， 畫中場景是顏水龍旅法時經常活動的地方。
而同樣的，楊三郎自法國返台後，也在台中市民館（台中公會堂）舉辦留歐作品展，根據媒體報導，頗為轟動，參觀人數絡繹不絕，許多作品被收購。 林獻堂同樣攜全家前往參觀，並以百円價格購買《セーヌ河風景》（賽納河風景）畫作， 他對於畫家的鼓勵可見一斑。
（4）肖像畫。在攝影術尚不普及的年代，一般人流行到寫真館以炭筆為先人畫肖像留紀念。到了日治之後，隨著西洋畫觀念與技術的引進，逐漸被西洋畫家所取代，以油畫來畫肖像，成為當時中、上階層家庭的一種時尚。 而幫人畫肖像畫，也成為困苦生活的藝術家賺取生活費的重要來源之一。李石樵1935年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就是靠替人畫肖像過活，並且收入還不錯，他曾說：
我經常春季在台灣為人家畫肖像，然後將所得的款子帶到東京，舒適地過了下半年，這種方式的生活，差不多繼續了八年，到了戰事日趨激烈的民國卅二年（昭和十八年）才告結束。
從他上述的談話中可知，一個春季的努力，便可以抵上半年的生活開支，可知肖像畫的收入並不俗，以1941年李石樵為林獻堂畫肖像畫，共工作了六天的時間，收費計一百六十円，扣掉畫框二十五円、車資五円，筆資就賺了一百二十円，還另外給津貼十円， 其實收入相當不錯。這種生活狀況，當時許多日、台藝術家皆然。
但是，這種「生意」並非人人可做，還得有門路才行，通常必須透過「有力人士」的介紹才會有肖像畫的案子可接。林獻堂便是經由楊肇嘉、蔡培火、張星建等人的介紹才找張秋海、顏水龍、李石樵等人進行畫肖像的工作。同樣的，林獻堂也曾引薦李石樵，使他能有機會進總督府為第十八任總都長谷川清畫像。 而在這些有力人士中，推薦最力者可說是張星建了，他擔任中央書局的經理，又主編（擔任發行人兼編輯）《臺灣文藝》雜誌，其利用職位之便，與美術家交流甚密， 並利用在中部的廣大人脈關係替畫家尋求畫肖像的機會，張星建就是帶著李石樵登門拜訪，在二度請託之下，林獻堂才答應讓李石樵畫肖像。 除此之外，其他畫家如張秋海曾畫過林獻堂的夫人楊水心， 以及他的親族文川父子（林昧及其三子林文川）； 而日人西畫家石河光哉也畫過林朝雍及其夫人洪氏。 今日霧峰林家的「頤圃」大廳，仍懸掛著李石樵為林獻堂的大哥紀堂畫的肖像。
筆者認為，林獻堂願意接受這些畫家的請託，某種程度來說，也應該是想幫助畫家改善生活的心理使然，以提供工作機會的方式直接或間接給予經濟上的幫助。
林獻堂對於藝術家的幫助頗多，若說台灣美術運動史中藝術家是運動裡的選手，那麼林獻堂可說是促進運動發展的推手之一。正如同曾擔任過林獻堂祕書的葉榮鐘在撰寫〈楊肇嘉先生生平事蹟〉一文中，對楊肇嘉生前的事蹟寫到：
日據時期，凡台灣青年有足與日人爭一日之長短者，公莫不多方獎勵，當時東京之「帝展」為畫家之登龍門，但是藝術家大都家境清寒，而作品亦少人問津，生活拮据可想而知，公乃常予援手，鼓勵有加，本省洋畫界之有今日，公之功不可沒。
其實林獻堂何嘗不也是如此？林獻堂身為民族運動的領袖人物，楊肇嘉是他志同道合長期共同奮鬥的革命夥伴，葉氏的這席話，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林獻堂的身上。
二、 林獻堂對新美術的認知
林獻堂雖然未接受過新式教育，屬於舊社會的仕紳，但由於他勤於閱讀，廣泛吸收新知，並且透過遊歷歐美等國的機會，參觀美術展覽、看電影、歌劇及聽音樂會等，得以增廣見識。此外，他時常參與由他長子攀龍成立的「一新會」 所舉辦的演講會，如顏水龍就曾在此講演「藝術與人生」。 再加上其身旁的同志如蔡惠如、楊肇嘉、蔡培火等人皆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多少在新美術的觀念上有所影響。
林獻堂五十一歲生日時，蔡培火曾介紹潘春源來為其畫像。但畫出來的結果蔡培火並不滿意，與楊肇嘉商量之後，決定再請張秋海從東京歸台，再次為他畫像。當時林獻堂在日記中便提到：
三時餘肇嘉引張秋海來為余畫像，前日潘春源所畫，培火嫌其非美術的，與肇嘉商量發電召秋海，故秋海本日歸自東京也。
這裡所指「非美術的」，據筆者推測是認為傳統水墨畫以白描為主，不夠逼真寫實，不如西洋繪畫在光影、空間處理上符合視覺透視，較為真實。所以，次日在林氏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秋海下筆為余畫肖像，他之畫法與春源不同，春源是用四角格子安在寫真之上，漸次放大，故培火嫌其為非美術的也。秋海則不然，看人而畫，所畫比春源較像也。
另一方面，西洋繪畫對於這些現代的知識份子來說也比較時髦，符合新時代的潮流，傳統繪畫相較而言就顯得老舊了。
此外，殖民政府透過新式教育於公學校及國語學校推展西洋繪畫觀念，林獻堂不可能不知道；而於1927年開始舉辦的台灣美術展覽會，林獻堂也時常前往參觀。 因此，他對於新美術是有相當認識的。
所以，當推動新美術的畫家們登門尋求協助或拜訪時，林獻堂皆能盛情款待，視為座上賓，對於藝術家的贊助要求，也大多能給予幫助。這反映出他對新時代知識份子的敬重，這些美術運動者，大多畢業自國語學校或高等學校，之後多數留學日本或歐洲等地，是新時代的菁英份子，於美術運動中扮演推展新美術的先趨者及核心份子的角色，在林獻堂的心目中，他們的地位是受尊崇的，因此能禮賢下士，樂於栽培與金錢援助。
而他對藝術家的看重，在旅遊歐洲荷蘭之時便已萌芽。林獻堂在日記中曾寫到：
和蘭（荷蘭）三大畫家，世界亦頗著名，余看過十數個大都會美術館皆有其畫。林布蘭者，三大畫家之一也，他是此市生長之人，市民為之立銅像於市中最繁盛之處，為藝術家立銅像著實為數見不鮮，……西人之欽敬藝術家如是，故其藝術蒸蒸日上，良非無故也。若東方人則反是，東方人所立的銅像皆是軍人與政治家，未聞為藝術家而立銅像，藝術之不振亦良非無故也。
他在當時看到西方人的作為有感而發，此想法自然也會反映在他對於藝術家的態度上。
不過，當西洋現代美術的發展日後逐漸深奧，脫離具象寫實的範疇時，這對於一位不諳西文的傳統仕紳來說，也是難以吸收了解。他曾於1937年於上野看二科會的西洋畫展覽會之後，在日記上寫下：
入場料每人五角，畫有百數十張，能合余意者甚少，其中有理想派、未來派，所畫似人非人，殊不解其用意之何在也。
由此可知，林獻堂對於西洋畫的理解，恐怕也僅止於印象派之前的繪畫，對於印象派之後的現代繪畫所知有限，因此產生大惑不解也。
林獻堂自幼接受漢學教育，在傳統詩、書、畫、音樂上的造詣達到相當的水準，也充分展現自信，能出版詩集，經常寫字贈人，也能幫人辨別畫作真偽， 並給予蔡旨禪作畫方面的指導。 由他旅遊歐洲時，於荷蘭參觀女王離宮，看見拙劣的中國繪畫會心生不快來看， 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傳統繪畫具有相當的品味。
但他對於西洋繪畫方面，就處處顯得謙遜，對於油畫的好壞，便不敢妄加評斷，曾說：「余非專門家不敢加以批評」。 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於新美術的了解自知所知有限，但也不會排斥，是以謙虛、學習、欣賞的態度去接受。
三、 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中的影響力
在台灣美術運動中林獻堂所發揮的影響力，除了上述顯而易見的實際幫助之外，還表現在他與藝術家的情誼上面。他通常透過身旁友人的引薦而認識藝術家，像陳逢源介紹過陳植棋和郭柏川等人；蔡培火引薦過潘春源、陳永森、石河光哉；楊三郎則是透過他的祕書葉榮鐘的介紹；此外，介紹最多，有如藝術家經理人的張星建，則相繼介紹過廖繼春、楊三郎、陳澄波、郭雪湖、李石樵等人。其他還有楊肇嘉介紹過張秋海，張深切也曾引見李石樵。
林獻堂就像這些藝術家的大家長一樣，畫家時常會前往拜訪，在台中舉辦個展或團體展，必定會前往邀請，甚至請求他擔任發起人。 可見林獻堂在這些藝術家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而林獻堂在朋友聚會時，或家中辦喜事時，也常可以看到畫家出席的身影，這些藝術家與他互動可說非常頻繁，其中以顏水龍的交情最深。他們的情誼宛如父子般，顏水龍結婚時還收他為義子， 在林獻堂因發生「祖國事件」受迫害，避居東京時期，家中許多大小事情，如置房產、設計居家擺設、身體病痛的處理等等，都找顏水龍幫忙。而林獻堂也幫過顏水龍修改過廣告文案， 並在他專注的台灣工藝事業上給予經濟的支持。
顏水龍晚年會選擇霧峰定居，就是感念這位義父的恩情，他曾這樣說過：
我年輕的時候孤苦無依，最困難的時候林獻堂先生總是幫助我，他的長公子攀龍兄也是每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及時伸出援手，我結婚時獻堂仙還收我做乾兒子。林家可以說是我的再生恩人，如今故人雖不在，我還是非常想念，前一陣子到林家大園走訪一趟，景物、人事全非，宅院破舊已不復當年，後輩年輕人也沒人認識我，憑弔故人、故園，不勝感慨欷歔，讓我當場落淚，……。我就是感念故人恩情，所以選擇林獻堂先生故居所在地──霧峰當作我的故鄉，住在這裡可以常想起恩人。
林獻堂可說是他的再生父母，對顏水龍一生行誼的影響一定很大。
另外，就是曾以《優曇花》之作入選1935年第9回台展東洋畫部，有澎湖第一才女之稱的蔡旨禪。林獻堂對她的資助非常多，不論在學費補助與學畫方向上都給予幫助與指導， 曾介紹陳進與郭雪湖給蔡旨禪認識，建議她可以向這兩位畫家學習。 林獻堂對於她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在金錢的援助上應該是藝術家中數一數二的。當年蔡旨禪曾以詩作感謝林獻堂夫妻款宴送行，詩中寫到：「三生厚幸此恩榮，祖道華筵為送行，潭水雖深猶不及，何時萬一報高情。」 可見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
除此之外，林獻堂身居民族運動的領袖，以他為中心的身邊許多人扮演過不同程度推動藝術的幕後角色，如張星建便是一例。張星建擔任中央書局經理時期，透過與林獻堂同是文化協會成員的關係，非常積極的將畫家推薦給林獻堂認識，這在前文已有略述，所以在當時的照片中，時常可見他出現在藝術家的展覽場合，與藝術家合影，李石樵就曾替他畫了一張肖像畫。依筆者推測，李石樵應該就是透過他積極的介紹之下，才成功的打入林獻堂的交友圈中， 於林獻堂在台晚期時常參與林家的聚會，並經常出入霧峰萊園。
如於1942年日本著名畫家藤田嗣治、鶴田吾郎、小磯良平、宮本三郎、田村孝之介、寺內萬治郎、中村研一、山口蓬春、清水登之，九位畫家受陸海軍之囑託，前往南洋繪製戰爭及風土民情畫，由宮崎搭乘飛機經過台灣，順道至台中拜訪林獻堂，此行便是由李石樵、張星建、吳天賞等人接待並遊覽萊園。
林獻堂的影響力可以從二個層面來看，顯而易見的部份，經由上文資料的整理可以了解他長期贊助與支持台灣當時的藝術家，對台灣美術運動的推展起著實質的積極作用。而較為隱微不明的部份，是林獻堂本身的品味對藝術家的作品風格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些藝術家長期與林獻堂接觸，在購畫與參觀畫展的交流之中，很難不在思想、品味上彼此影響。
在思想的影響上，他身為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也是文化協會的中心人物，會中積極推廣文化向上運動，希望能夠提升台灣人民的文化水準，尤其重視品味及嗜好的培養。 因此新文化協會或民族運動人士在思想層面上自然對這些藝術家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例如大多數由台灣人自組的赤島社、台陽美協等美術團體的成立，可以說就是民族運動精神的展現。 除此之外，林獻堂採行溫和的政治運動路線，也影響畫家走向溫和的抗爭路線，參與官方舉辦的美展，體制內與日本畫家爭一席之地。
而在品味的影響上，他們之間能夠交流密切，必定在觀念及品味上有某種契合才可能如此。上述文中提及林獻堂對西方現代美術作品的鑑賞力，僅及於當時盛行的泛印象派繪畫，特別偏愛寫實的繪畫風格，這樣的美術品味流行於上層仕紳之間，自然也影響了當時美術家的創作風格。這或許是造成日治時期台灣美術以泛印象派作品為主流的原因之一。這些作品的母題通常以靜物、裸女、肖像和風景為主，風格傾向寫實，極適合掛在廳堂供人欣賞。綜合上述所論，林獻堂在台灣美術的影響力，不單只是日記上看到的金錢與人力的幫助那麼表面而已，由於他是這群畫家心目中尊敬的長者，因此他們時常登門拜訪，參與林獻堂的聚會，自然地，林獻堂的思想、行誼，乃至長者風範，無形中必定對這些年輕畫家有所影響，對台灣美術運動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力量。
四、 結論
林獻堂雖身為舊社會領導階級，但思想上並不冬烘，知道自己必須吸收新知，對政局的變化有所因應，因此他在政治、教育、思想上都做了調整，在政治上，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擔任地方區長、參事等職位；而於教育思想上，能正視新式教育的衝擊，學習他人的優點之處，不僅以身作則，還一一將其子攀龍（10歲）、猶龍（9歲）及林家子弟送到日本接受新式教育。 雖然他是民族運動的領導者，維護傳統漢學及文化，但並不排斥現代文化及思想，能周遊天下，逛博物館、博覽會、看電影、聽音樂會、觀西洋繪畫展覽會等等，廣泛接受新知。
因此，他能透過買畫、贊助金錢、出席展覽會，以及提供藝術家畫肖像的機會等方式來支持正逐漸萌芽中的台灣新美術發展，這與他思想的開通與見廣識多絕對有關。雖然他對新美術的認識所知有限，了解並不夠深入，但對於剛起步的台灣美術運動來說卻已幫助很大。
林獻堂在台灣美術運動發展上給予許多有形無形的有力幫助，是運動發展背後不可忽視的人物，以贊助者的角色幫助過許多參與運動的藝術家，給予他們發展運動的動力，也經由私人交往的情誼給予許多藝術家溫暖。雖不能說整個美術運動因他而起，但其付出的貢獻應予以相當的研究與評價。
(本文完整版發表於第八十四期《臺灣美術》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