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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岩 力]

顏水龍先生の思い出

譯：回憶顏水龍先生
In memory of Gan Sui-ryu Sensei.

千千岩力口述，陳凱劭執筆記錄，整理發表在本站。

本文以千千岩力為第一人稱撰寫，並以千千岩力先生名義發表。

[千千岩 力]

我是千千岩力，1935年生於台灣台北，日本法政大學(Hosei University)法學博士。目前在日本高岡法科大學擔任法學教授，專攻勞動法律與勞資關係。我也是日本國台灣原住民族交流會的會長（世話人代表）。





1926年，我父親來到台灣，隨後我家兄弟陸續在台灣出生；1943年，父親認識了顏水龍先生；1945年戰後顏水龍先生更搬到我們官舍對面，於是變成鄰居。

我們與顏水龍先生夫婦和剛出生的顏峰一幾乎天天在一起；他們是我們家族最好的朋友之一，陪著我們度過了在台灣台南最後四年時光。

我1935年生於台灣台北，因為父親千千岩助太郎是台北工業學校建築科的教諭，後來還當過校長；有意思的是，我最近翻過顏水龍先生的傳記，原來顏先生在擔任下營公學校教員時因為喜歡畫畫，還有意想考這所學校的建築科；後來沒有如願，當然那是在父親來台灣之前。

後來顏水龍先生離開下營公學校，到日本繼續深造，先插班到日本東京正則中學；巧合的是，我父親正是這所中學校卒業的！當然父親年紀比顏水龍大六歲，顏水龍又比正常中學生年紀略大，所以他們在學校並沒有交會過。

父親任職的學校在戰後改名為台北工專，現在叫台北科技大學。

我在台北出生的房子，是父親自己設計與建，是當年台北名宅，我在這裡住到8歲，才全家搬到台南：


1943年，我父親被台灣總督府派到台南出張，負責台南古蹟赤崁樓的整修工事，這工事後來父親也有找顏水龍先生參與；當時太平洋戰爭已到緊張的階段，台灣上空常有美軍飛機轟炸，父親在台南放假時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現在的成功大學）參觀，遇到佐久間校長；佐久間校長見到我父親後興起在學校創辦建築、土木學科的念頭，力邀父親到台南創辦新的建築學科。

父親因為當時戰事緊張，覺得搬離開台北，到南方更溫暖的台南也不錯；而且父親當年從事台灣全島高砂族原住民建築的調查也差不多完成；正準備做台灣的漢人傳統古建築（廟宇、合院）考察，搬到台南古都可以就近考察，於是接受佐久間校長的聘請，全家搬到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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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底，全家搬到台南，父親則忙於赤崁樓的工事及建築學科的籌備。首先就是要找教室，學校撥了一個木造二階的舊工廠給建築學科使用，再來就是要找老師。

因為當年的台灣並沒有專門學校及大學的建築學科，必需從官方的政府機關中去找建築技師來任教。而建築學科也需要一個美術老師，有四個人來應徵。

顏水龍先生是來應徵的四個人之一，他是台灣本島人。

不可諱言的，當年日本植民政權在台灣是有差別待遇，一切重要職位及資源分配以日本內地人為主。老實說，台灣人是二等國民。

但是，父親並沒有很深的族群觀念。父親早在台北工業學校教書時，曾提拔介紹一個優秀的台北人學生郭茂林(Kaku Mo-rin)及高明輝，介紹安排他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這位郭茂林先生在戰後擔任東京帝大的助手（助教），待在日本東京開業，是日本極重要的知名建築師，他設計了1960年代日本第一高樓：霞關大樓，也常把日本超高層建築技術引進回到他的祖國台灣。郭茂林先生一直感念我們，跟我們一直有聯絡。

父親會去研究台灣高砂族原住民建築，也因為他跟其他在台灣的日本人比起來，並沒有很深的種族、階級的觀念。他是去山地與高砂族做朋友，並不是以統治者的心態去面對管理原住民。戰後他還協助安排了幾位認識的台灣高砂族原住民子弟，到日本繼續深造。最近我讀到顏水龍先生的傳記，才知道原來顏水龍先生早年也有想去山地做警察的念頭。

父親遇到顏水龍先生以後，兩人一見如故。顏水龍先生已是台灣知名的畫家，畢業於日本最好，甚至是亞洲最好的東京上野的東京美術學校，顏先生還去過法國巴黎深造，學歷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他同時也對台灣高砂族原住民工藝極有研究，跟父親從事台灣高砂族原住民建築研究不謀而合；他們兩人一見面就有聊不完的台灣高砂族原住民的話題，父親是第一次見面就很欣賞顏水龍先生。

父親其實還私底下去請教曾在法國待過的朋友，打探他們對顏水龍先生印象如何；朋友輾轉傳回來非常正面的評價，說顏水龍先生在巴黎時很熱心照顧留學生，是個很好的人，父親聽了當然就更放心了。

顏水龍也有很豐富的設計經驗，他從事廣告設計、工藝設計多年。

父親曾告訴我，顏水龍先生非常適合在重視設計、美學的建築學科教美術課程，這麼好的人才恐怕在日本內地還找不到！

父親會聘顏水龍先生來任教，其實另還有他的想法。他對台灣高砂族九族的研究已大致完成，正準備做漢人廟宇、民宅的建築考察。

他覺得以顏水龍先生對台灣本土歷史文化藝術的了解，會是他進行台灣本土建築考察最好的合作夥伴。

1944年4月建築學科創立開學以後，台南赤崁樓古蹟修復工事還在進行中，父親要顏水龍先生主持赤崁樓工事中的彩繪油漆部份。這方面極需要有對台灣本土傳統藝術有研究的人主持，在台灣的日本人裡恐怕沒這種人才，顏水龍先生非常適合，也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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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是顏水龍先生與公子顏峰一的照片，大概是1945或1946年時所拍。（註：本照片是陳凱劭攝於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4重新開館，台灣美術丹露展覽內容，有很多台灣前輩畫家的早期照片）



我對這張照片似乎有印象，父親家裡厚厚的相簿好像也有一樣的這張，說不定是我父親拍的。父親有一部德國製的 Leica 相機，大概是1930年買的，用來做建築考察用的，當年相機並不普遍，一般人要拍照要到街上寫真館請老板來拍照，所以父親也常幫親友拍照。

顏水龍先生的長男顏峰一當時還小，我們常跟他玩在一起；不過顏水龍先生其他的子女們，是我們家族1947.04離開台灣回到日本後，才陸續出生，我就跟他們不那麼熟悉了。

顏水龍先生夫人金女士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跟顏水龍先生似乎差了十多歲。她是一個很聰明又漂亮的婦人，很會做料理也會做洋服，真的是多才多藝，在當年台灣女性裡也是很傑出少見的。我們全家都喜歡她，回到日本後也很懷念她。

我最近才知道，在日本東京很活躍的名流金美齡女士（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是顏夫人親姪女。難怪我以前在日本電視上看到金美齡女士時，有種說不出的熟悉感覺。以前是因為她來自台灣，所以會特別注意到她；現在才知道，那種熟悉感覺，原來是來自我認識的顏水龍先生的夫人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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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戰時，軍人的權力比文人政府還高。父親在台南赤崁樓的工事，竟有一個皇軍軍官帶一批手下到工地現場，大聲質問為何在戰時還來做這個與國防、大東亞戰爭無關的古蹟維修工事？

還好父親有台灣總督府建築技師的官銜，出面說明這是總督府直接擔當的工事，是長谷川清總督親自下令要做的工事，不是台南州廳、台南市役所這種地方政府的工事。所以這個皇軍的軍官就臭著臉離開了，不再來騷擾。

1944年，父親學校開學，我也在台南市的花園公學校（今公園國小）就讀。

我的公學校老師，叫「蔡松根」，是個台灣人；顏水龍先生也跟他很熟。

父親與顏水龍先生所創辦的建築學科，第一回學生入學全體照：



這裡面只有五個是台灣人，其他是在台灣的日本人子弟。這張照片都是學生，我父親與顏水龍先生並沒有在內。

這應該是顏水龍先生教過的第一批大學生吧，是昭和19年(1944)春天拍的。父親跟這批學生中的日本人雖然只有在台南相處了一學期（台灣學生則相處了三年），但大家一起歷經了戰爭，戰敗，回到日本後一直有聯絡，甚至連我都跟他們很熟。大家在一起時都還會提到在台灣的畫家教授顏水龍先生。

60年後，2004年，陳凱劭君又帶我到這張照片的地點，建築物（講堂）還在，但是當年的老師們都已過世了，照片中的學生們也逐漸淍零了：



陳凱劭君還帶我到60年前父親與顏水龍先生任教辦公的系館的原址，木造的二階系館聽說50年前就拆掉了：



過了半年，戰爭進入更緊張階段，我們在台南也遇到越來越多的美國軍機轟炸。美國的麥克阿瑟元帥（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在太平洋戰場開始反攻，日本在大東亞的戰事實況雖然沒有在台灣公佈，但也隱約知道皇軍有敗退的跡象，因為台灣本島也開始全員動員了！

父親學校的學生，在1944年底被下令停課，所有學生（全校都是男生，沒有收女生）送到新兵訓練中心入伍。連這種高級技術人材都被迫要入伍，足以見證日本戰事已走到最後了，日本決心要玉碎了。

我也知道當年在日本京都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台灣總統李登輝，也在這時候入伍受訓。全日本的專門學校、帝國大學的大學生，恐怕都全員入伍受訓了。

顏水龍先生雖然早已過了上戰場的年紀，但也被軍方徵召動員，剛好就在我們台南鄭子寮官舍附近的陸軍經理部營區，他不是去上戰場，而是做後勤工作。

因為顏先生有台灣手工藝設計的專長，他被要求設計一些以就地取材、植物製作的臨時性、克難性的軍需品。

我記得顏水龍先生有設計竹子與布合成的擔架（戰場上抬傷亡士兵的裝置），還有用植物編成的高射砲的偽裝網，竹筒做的裝水工具等等，都是在物資乏時的克難作法。

我父親因為是學校主管，奉命繼續在學校因應各種事務，並沒有被徵召到軍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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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天皇宣佈接受波茲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日本戰敗，對我們全家都是很大的震憾。百年來從未戰敗的英勇日本皇軍竟然打輸了。惟一的小小喜悅，是不必再躲警報，躲美軍的轟炸掃射了。

日本投降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盟軍可能在台灣登陸接收，似乎意味著我們日本人可能沒辦法繼續待在台灣了。

1945年10月，蔣介石派陳儀來台灣接管，各學校機關展開接收的作業，我們已有心理準備，準備可能要離開台灣。

但沒多久，傳來一個好消息；因為來接收的國民黨蔣介石方面的人員人力嚴重不足，無法立刻接管戰後的政府、學校、機關、公用事業；陳儀下令，部份日本的教師、專門技術人員，甚至技術官僚，都可以暫時留任一段時間，以維持台灣的統治、民生、交通、國營事業的穩定。

父親也是被留任的教授之一，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稍微鬆了一口氣。

父親是1926年來台灣，在台灣19年了，他一生最青春菁華的研究都在台灣。我們兄弟們都是在台灣出生（灣生），早就習慣台灣的生活，甚至把台灣當做自己故鄉。說來很有意思，我幼時隨父母回去日本過，卻覺得是去寒冷的外地，我一直吵著要回家，台灣才是我的家。

雖然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我們也知道遲早還是要回去日本的。

如果當時可以選擇的話，我們全家都希望能繼續留在台灣！可惜，當時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顏水龍先生在我們家對面找到一棟日本人醫生的房子，他跟那位日本人醫生離開台灣前買了下來。我們本來就跟他家很熟，從此以後又變鄰居了。



戰爭結束後，顏水龍先生也回到學校。不過這時學校時的日本學生，大部份都隨著家長回去日本了，剩下大部份是台灣人學生，學校重新運作，但校園內空空的。我曾隨父親到學校，與父親的學生們打野球，也去看過顏水龍先生在教學生素描，畫石膏像。

戰爭結束後，在台灣的日本人不再是統治階級了，不再神氣了，可以說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但我永遠記得，善良的台灣人，對我們還是很有禮貌，依然以教授（先生）的規格對待我們。

[千千岩 力]

戰後的台灣，雖然平靜了，但是民生物資並沒有恢復戰前的水準。我們親眼看到很多台灣人原本歡欣鼓舞迎接中國人來台灣，但期待太高後，很快變成失望。

顏水龍先生這時幫了我們家很多忙，出面幫我們打點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們永遠銘記在心！

我常與哥哥去顏水龍先生家裡玩，我知道他是很有名的台灣人畫家，但我當時很少看他作油畫。

原來當時戰前物資管制，與戰後初期物資缺乏，油畫顏料列為非必要的用品，列入管制，沒有作畫的顏料，所以他家裡除了舊作品，很多畫布上都只有打草稿，或用鉛筆鋼筆做素描。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家裡有很多竹製傢俱。那是台灣平民百姓常用的傢俱；我們在台日本人家庭比較少用。

當時在台日本人上流家庭是用洋式傢俱，或者是日式傢俱為多；那是當年習慣如此，並非竹製傢俱不好。相反的，日本內地很多人對台灣這種竹製傢俱很喜歡。我小時候對這種台灣隨處可見的竹製傢俱並沒有特殊好感，是回到日本以後，才對這種台灣特有的傢俱，工藝品開始有了鄉愁。

我小時就常看顏水龍先生在他家裡研究竹製傢俱的設計，也知道他在指導台灣的農民從事工藝的改良研究。

後來我聽陳凱劭君的介紹，才知道顏水龍先生在台灣工藝史上的崇高地位，陳凱劭君告訴我台灣這幾年有好幾場公立的展覽館舉辦的顏水龍工藝作品的展覽，我雖沒有來台灣參觀，但他都有寄現場照片讓我知道展覽的盛況。

我們跟顏水龍先生在戰後仍然有聯絡往來，知道他是台灣重要的藝術家，也知道他從事過什麼工作；但我最近才知道他在台灣美術史、台灣工藝史貢獻及地位，比我們所想像的還高。

顏水龍先生真是個謙虛厚道的紳士，他默默把事情做好，他沒有向我們張揚他自己的功勞及成就。

　　

2004年3月，我來台灣旅遊，認識了陳凱劭君，他是個熱情年輕的建築歷史學者，令我驚訝的是他了解很多台灣在日本時代的歷史，尤其是我父親的生平，實在超過他的年紀；他在台南開車安排我見了幾位父親的學生友人，我六十年都沒見過面；他還帶我去看了幾個顏水龍先生油畫作品及壁畫，送我好幾本顏水龍先生的畫冊及郵票紀念品，還買了台中太陽堂太陽餅送我，也帶我去參觀下營紅毛厝顏水龍公園及紀念雕像。能夠在台灣親身去看熟悉的長輩顏水龍的作品及紀念物，我非常地高興。

我其實常來台灣；但慚愧的是，若不是他帶我去，我居然不知道這些地方。












2006年2月，日本東京大風雪，我又來台灣旅遊避寒。雖然我回日本己經五十多年，卻還是最熟悉台南的空氣，台南的小吃，台南的太陽；這次我還帶一群日本朋友去參觀屏東三地門的原住民文化園區，當然還是請陳凱劭君做導遊，他會帶我去讓我驚喜的神祕地方。這次陳凱劭君特地去買了一張台南關廟製的竹製「椅轎」送給我：

　　

這是我收到珍貴的台灣土產(Omiyage)，比送給我黃金還高興。我常來台灣，我知道這竹製傢俱「椅轎」，其實在現在的台灣都已經看不到了。

這椅轎讓我回想起我60年前小時候在台灣的日子，更會讓我想起60年前努力研究改良設計台灣竹製傢俱的長輩顏水龍先生。

我帶它回日本，這將會是我家裡最寶貝的傢俱及台灣工藝品。

[千千岩 力]

1947年2月，台灣人在陳儀政府統治下累積的不滿終於爆發，台北發生暴動，很快台灣全島各地紛紛響應，就是台灣近代重要的228事件，我們當然見證了這個事件。

父親原本擔任學校的「寮務課長」，這是管學校的「學寮」，就是學生的宿舍；戰後顏水龍先生也有兼任學生宿舍的管理。當時學生們蠢蠢欲動，有幾個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學生想去搶學校的槍枝參加武裝活動，但被父親及顏水龍先生及時擋了下來；不過仍有部份學生參加街頭遊行活動。

但是陳儀看情勢無法控制，馬上急電南京蔣介石派兵來台鎮壓，暴民被報復，但也很多台灣仕紳精英及學生根本沒有參加暴動卻莫名其妙被殺，例如台南的湯德章律師（弁護士）在石像（州廳前面）被公開槍殺；父親與顏水龍先生以前在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事，圖書課長林茂生博士也失蹤（註：林茂生博士是台灣第一位博士，戰後轉往台北台灣大學任教，林茂生博士與顏水龍先生是校內少數幾位台灣人教授）。我們當然知道是什麼回事，但我們在台日本人早晚都要回去，幾乎都沒有參與此事件。

不過陳儀政府懷疑228事件有日本人在幕後策動煽動，陳儀不檢討自己，把責任推給在台灣的共產黨間諜及日本人，於是在事件平復後下令還在台灣的日本技師及教授儘速遣返。

我們原本以為，還可以在台灣多待幾年，遇到此突發事件，卻被迫提前要回日本。

當時規定，日本人回去每個人只能帶三件行李及1000元現金。我們在台灣的家產根本帶不回去。錢財是身外之物再賺就會有，但父親二十多年在台灣的研究成果，例如建築圖、照片、文件、書籍都是父親心血。不能帶回日本去，只好委託顏水龍先生幫我們收存，一直到1958年父親有機會以觀光客身份到台灣才取回。

我們很感念戰後顏水龍先生幫父親收存這批無價之寶的資料將近十年。

1947年4月初，我們跟顏水龍先生夫人告別，離開台南，坐火車到基隆港，在基隆港待了十幾天才等到船，我們終於離開了台灣。

我當時年紀小不懂事，但父母親與哥哥們的心情都非常低沈。我們並沒有返日本家鄉的喜悅。

陳凱劭君送我一本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畫家立石鐵臣的畫冊。他告訴我立石先生是顏水龍的好朋友。他跟我們一樣戰後被留用，幾年後才回日本。我雖不認識他，但我也非常喜歡他的畫，他畫的台灣風土文物也是我們在台灣的共同回憶。立石先生有一幅畫，描述他從基隆離開台灣的情景：



註：日文內容如下：「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我離開了台灣。除
了少數的留用日人，幾乎都搭上最後的遣送船。這是有如海盜船一般
，二檣帆船形式之日本訓練船，基隆碼頭擠滿了來送行的台灣人。當
船開動時，從碼頭上傳來日語『螢之光』的大合唱聲。日語當時禁止
公然使用，然而大家以不在乎的表情，由衷地歌唱著。兩艘汽艇追隨
著我們，當離開碼頭相當遠的時候，他們取出日章旗揮動著。這大概
是對日本人的珍惜之情和對大陸渡台的同族之反抗表現吧！吾愛台灣
吾愛台灣 一九六二年春 立石鐵臣」

「螢之光」（蛍の光，Hotaru no hikari）就是日文版的Auld lang syne

這情景與心情跟我們全家離開台灣基隆時的情景幾乎一樣！雖然離開台灣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看到立石鐵臣先生這幅畫作，我幾乎要流下淚來。

[千千岩 力]

我們回到日本福岡後，等於是一貧如洗，這可能也是戰前來台灣，戰後回日本的人共同的經驗，在台灣的努力歸零，一切從頭開始。

父親找到一個文部省在福岡市，負責九州七縣地區設計大學校園建築的工作，也開始找尋教職，他對教育研究最有興趣。

我們回日本後，台灣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打敗，逃亡到台灣，我們也知道顏水龍先生搬離了台南，離開了成功大學。一直到1950年代末期，台灣才開放日本人可以到台灣觀光，父親一直到1991年過世，回來台灣共約二十幾回。

父親來台灣找朋友及學生，當然也去拜訪老朋友顏水龍先生多次，也取回了寄放在顏水龍先生處的照片、建築圖資料。這批資料，讓父親在1960年63歲時取得日本九州（帝國）大學工學博士學位。父親因為有博士學位，在日本擔任九州產業大學校長等重要職位。

1959年，父親（最左）到台中拜訪顏水龍先生，與顏水龍先生全家合照：



父親對台灣原住民一直不能忘情，一直想到年輕時去過的台灣高山走走，但當時台灣實施戒嚴(Martial Law)，山地離島都有特別管制，一般台灣人都不容易出入，何況父親身份是外國人，更不可能。

但父親也輾轉得知，台灣山地原始風貌漸漸消失了，他年輕拍的照片都成為歷史鏡頭。

顏水龍先生夫婦，在1970年代到日本時，也曾到日本福岡拜訪我們好幾次，父親與顏水龍先生一直有聊不完的話題，但最後還是要道別。

[千千岩 力]

1972年，我哥哥千千岩玄不幸在日本死於山難。

登山是我們家族最重要的興趣。父親在台灣22年，台灣重要高山幾乎都去過，登山與台灣高砂族建築考察，是父親最大的樂趣。我們全家都感染了這個興趣，回日本後依然熱衷這個與大自然相處的運動。哥哥死於山難，讓父親消沈了很久。

1980年代初的某一天，父親忽然接到顏水龍先生從台灣打來的國際電話，顏水龍先生很高興地告訴父親，他成功地說服了台灣一位企業家張榮義先生，要在中部南投日月潭附近興建一座以台灣原住民建築、文化、藝術為主題的遊樂園區。顏水龍先生並向張榮義董事長，推薦我父親主持園區內的台灣原住民建築樣本的興建。

這就是台灣中部著名的遊樂園區：九族文化村

顏先生這通電話，父親又忙碌起來，在家裡上上下下找當年在台灣測量的建築圖及照片，自己選了一批，寄送到台灣給九族文化村參考。而且還親自來台灣多次，到工地指導台灣原住民建築樣本的興建，我記得顏水龍先生還曾帶九族文化村的設計規劃者姚德雄先生，一起來日本福岡拜訪父親，討論設計的細節。

父親在1930-1947走遍台灣山地離島，考察台灣原住民建築，那是他年輕最精彩的歲月，他對台灣高山有極深的回憶。在他八十多歲時，又重燃年輕時的熱情，整個人都興奮起來。他知道台灣高砂族建築幾乎消失了，他當然希望台灣能有個地方，把他熟悉的高砂族建築復原，讓後代台灣人知道這段歷史。

我們非常感謝顏水龍先生，我們相信，顏先生這通電話如同魔術一般，讓父親多活了好幾年，也讓父親在喜悅與充實中渡過了人生最後的時光。


九族文化村留影，後面石碑有我父親名字




原先我們本來不忍心讓高齡的父親奔波，父親根本不需要這個案子帶來的名與利，但是當我們看到父親眼中突然發出年輕時的銳利光芒，我們知道，這個工事不但不該阻止，我們都該盡力幫助父親圓這個夢。

顏水龍先生，讓1947年帶著遺憾離開台灣的父親，在生命即將到盡頭時，有這個機會補償。

心思細膩，體貼又照顧朋友的顏水龍先生，最清楚我父親心底深處的遺憾。

1988年，父親過世前三年，生前最後一次訪問台灣，再去拜訪老友顏水龍先生。

難過的是這次見不到漂亮的顏夫人了，因為她已過世；父親跟顏水龍先生又一起去九族文化村走了一趟，父親跟他在台灣最要好的朋友，再去一遍他最愛的地方。陳凱劭君居然找出了當年的剪報記錄。



也因為九族文化村的建立，讓台灣高砂族文化研究成為台灣熱門的研究主題，台北的南天書局找到父親，洽談他1960年日本出版，台灣原住民建築的專書，在台灣出版的事宜，這本書也是九族文化村興建的重要參考書。

一本研究台灣的書原本只在日本發行，其實是很奇怪的事；但這本研究台灣的書最後終於在台灣出版，父親的心願又完成了一件。

這一切都是來自顏水龍先生那一通神奇的電話。

1991年（平成3年）4月5日，父親以九五高齡過世。我知道顏水龍先生在1997年也是以九五高齡過世，兩位最敬愛的長輩都得享高壽。

2006年，九族文化村慶祝20週年，特別舉辦「千千岩助太郎特展」（陳凱劭君策劃）。

[千千岩 力]

父親過世後，1993年，我在日本創立了日本國台灣原住民族交流會。

上一代對台灣原住民有研究的日本學者幾乎都過世了；我雖然不是研究台灣原住民的專家，從小看父親整理研究，多少仍了解一些。

我願意繼承父親對台灣，對台灣原住民的熱愛，繼續為日本、台灣兩國的交流與台灣原住民研究做一些事情。

我們邀請台灣原住民樂手到日本演唱原住民歌曲，我相信那是地球上最美妙動人的音樂！我們在日本推動認識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活動，我們有定期的集會，把日本新世代研究台灣原住民的學者集合起來，交換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心得，甚至1999年台灣中部921大地震重創台灣原住民部落，我們發動捐款寄付。

我們也在日本出版了研究刊物：



我在台灣出生，我的童年在台灣度過，我當然也是台灣人，我們家族對台灣都有很深的情感。

在日本，報紙電視偶爾會出現了台灣的消息，我都會特別放下工作，很認真仔細看，因為那是來自我家鄉的消息啊。

在台灣，我們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認識顏水龍先生，是我們家族在台灣最美好的回憶。